从2月3日决意建造,到2月5日首批方舱医院开舱接诊,再到此后的运维管理。近日,随着一批批轻症患者出舱,分布在武汉各地的方舱医院陆续关闭。这些体育馆、会展中心等场馆陆续完成“临时医院”的特殊使命。作为破解“一床难求”困境的应急之策,建立方舱医院在新冠肺炎防控这场战“疫”中起到了关键转折作用,是中国医学救援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创新举措,更会在整个武汉抗疫中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2月11日,位于洪山体育馆的武昌方舱医院有28名患者集体出院。潘松刚摄

“间隔好办,可我去哪儿找这么多隔板?”正值春节,工厂停工,很多工人已回乡,施工方很无奈。

他们和患者“话疗”,帮他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像照顾家里的亲人一样,给患者们喂水、喂饭,给患者翻身、拍背、喂饭、清理大小便。

“间隔至少一米,隔板一米五。”凭着多年医院管理经验,万军答道。

污染区主要为病房区,都是高大空间,原本的空调系统为一次回风全空气系统。为保证污染区为负压,张亚男指导施工人员在最短时间内为病房区安装了排风系统,并配置了高效过滤器,排风经过滤后高空排放,避免污染室外环境。

地坛医院ICU收治的新冠肺炎患者很多是重症、危重症,需要24小时全程护理。除了日常的翻身拍背、喂饭给药,ICU的医生护士还需要调试、清理、维护ECMO、呼吸机、血液净化装置等仪器。

“该怎么建设,又该如何管理?”2月4日一早,万军看着眼前的洪山体育馆,一脸茫然。对于如何建设并管理方舱医院,万军知之不多。

数字背后潜藏着更多危机。彼时,所有定点医院患者爆满,医疗资源极度紧张,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只能居家隔离。由于其具有传染性,导致家庭聚集性感染和社区传播的风险陡增,疫情防控面临延误治疗时机、造成疫情扩散的双重压力。

北京同仁医院护士高非说:“那年非典,我就报名去支援宣武医院,结果出发的前一晚通知支援任务取消了。我干的就是护士,又是ICU护士,正是体现自己价值的时候。我必须上!”

虽然穿着厚厚的羽绒服,但站在馆内仅半个小时,万军便浑身打战。“这么冷,病人怎么可能休息好?”于是,患者用品中又加上了电热毯。

“用建设传染病医院的标准来考量方舱医院。”万军回想着王健等人的话,沿着场馆转了一圈,眉毛越拧越紧。“问题很多。”

一边是奇缺的床位,一边是大量待收治的患者。怎么办?两难之下,方舱医院应运而生。

施工方提出,用移动卫生间。“如果存在粪—口传播怎么办?”万军脱口而出。

“间隔多宽?隔板多高?”施工方问。

陆群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感染管理科主任。大年三十当天,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抽调其赴武汉抗疫的通知后,陆群直奔武汉协和医院,协助做好院感防控。由于江汉方舱医院以武汉协和医院为依托,作为感控专家的陆群被派来参与方舱改建。

“我的任务是在现有条件下,把感染风险降到最低。”虽无先例,但改建方舱医院并非无章可循。陆群知道,改建相当于把一所大型场馆改造为传染病医院,因此三区两通道(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病人和医务人员通道)等传染病医院的基本建设原则是必须遵守的。

在“全副武装”之下,再顺手的工作也会徒增很大难度,但他们都会做好每个步骤,细致监测每位患者的体征,尽力完成每一项任务。

1月12日起,作为北京市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三家市级定点医院之一,地坛医院担负起新冠肺炎诊治的重担。截至3月16日,地坛医院累计收治确诊病例183例,其中重症和危重症例52例。

最突出的问题是床位摆放——床挨床且床头对床头,相当于两排大通铺,不仅没有间隔,也没有阻隔。这会潜藏两个问题:一是距离过近,不利于病人隔离;二是一旦有患者出现过激行为,易产生连锁反应,引发群体事件。

“两床之间要有间隔,床头之间也要加隔板。”万军说。

与此同时,距离武昌方舱医院仅11公里的江汉方舱医院,陆群正拿着设计图与施工方沟通。

按照中央指导组要求,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提出,在2月2日12时前,对全市“四类人员”(确诊患者、疑似患者、无法排除感染可能的发热患者、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应收尽收,确诊患者须集中收治。

站在武昌方舱医院门口,听闻消息的万军深呼一口气,“每一天都是艰难的”。

通风系统也是改造的重点之一。“体育场馆和传染病病房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正压,后者是负压。”中南建筑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张亚男说。洪山体育馆就是由该单位负责设计,因此她对原有结构了如指掌。

同仁医院的甄洁是瞒着父母来到地坛医院支援的,可还是没瞒住。“老爸一定又和上次我去汶川地震一样,整天趴在电视前看了。”甄洁2008年抗震救灾是原北京市卫生局派去的铁军转运车队的跟车护士。

宣武医院的李龙和北京天坛医院的苑立佩也是瞒着家人“出征”,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到现在都在“撒谎”。

“在确定病人的收治标准时,也考虑了感控问题。”王健说,入舱前,要对患者进行流感、病毒性肺炎等传染病排查,避免院内交叉感染。

这14名护士分别来自北京同仁、北京安贞医院、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友谊医院、北京朝阳医院、宣武医院和北京天坛医院,年龄在25到38岁之间,4名男护士、10名女护士。

双方争执不下,不欢而散。

护理之外陪患者“话疗”

14名ICU护士全主动请缨

万军赴任当天,王健等人向他详细说明了筹建武昌方舱医院的初步设想:由“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主导运行,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担任队长单位,按照传染病医院的管理方式,将确诊轻症患者集中收治,切断传播途径,让建设方舱医院成为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役。

3月8日,在武昌方舱医院,刘嘉宇以医护人员为模特进行绘画创作。11岁的刘嘉宇得到了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呵护,擅长绘画的她送上自己的作品,表达祝福之情。王毓国摄

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万军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一家方舱医院的院长。此前虽已做了10年三甲医院副院长,但如何建设并管理方舱医院,万军“一脸茫然”。

洪山体育馆内,改建工作已热火朝天地展开。施工方正在安放床铺等基础设施,武昌方舱医院预计规模为1000张床。时间仓促,一些物资是临时拼凑来的,每张病床边的小桌子上,用红色字体清晰地写着“25中”。

“没忍住、不该对着你咳嗽”,当一位重症的老奶奶对着进行日常护理操作的友谊医院李雪突然咳嗽了两声后,马上致歉。李雪说,听到老人道歉一股暖流冲击着李雪的心扉,这才是真正的和谐医患关系。?“护理好病人,希望所有的病人都能早日康复!”是地坛医院ICU和所有前来支援的护士们的最大的心愿。他们下定决心“疫情不退,我们不退。”(完)

解决完这些问题,万军下意识地看看表,已是2月5日凌晨2点。

“到哪儿去找?”对方应道。

2月2日,全国累计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万余例,其中三成在武汉。

此次,国家卫生健康委共调集来自北京、广东的3辆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赴武汉驰援,这些车辆都是SARS后装配的应急设备。

住在ICU的一位老年女患者,自从能说话以来,情绪一直不太好,“每天待在病房里看不到太阳,也分不清方向”。护士刘林田是个小伙子,却心思缜密。一天下午,刘林田带着她去做CT,特意在走廊里停留下来:“阿姨,您看,夕阳!”这个简单又暖心的举动给了老人家希望。

还有为了上一线推迟订婚仪式的北京积水潭医院护士王雪静;报名了援鄂没去成、年仅25岁的天坛医院护士于淋;家中有两个孩子需要照顾的“超级奶爸”——北安贞医院护士刘向楠;在请战书上写下自己“去哪儿都行,只要上一线”的北京朝阳医院护士刘莉……此次支援地坛医院的14名护士全都主动报名,想尽办法克服家中困难。

按下葫芦又起瓢。武昌方舱医院分为A、B、C三个区,万军发现,场馆内只有一个男女卫生间。这么多病人,怎么办?

就在宣布建造方舱医院的前一天,2月2日,钟南山院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新冠病毒可能通过粪便传播,应引起高度警惕。最终,双方协定,由环卫部门每日安排专车将移动卫生间的排泄物抽走,集中消毒处理。

一个月来,他们与地坛医院医护人员一起并肩作战,为救治工作提供了积极的支持和帮助。经过全体医护人员的全力救治和悉心护理,地坛医院收治的绝大多数重症及危重症患者已好转或治愈出院,目前在院治疗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为6例,救治工作取得积极成效。?

病人不认同、社会不理解、医生不了解,万军用三个“不”概括创建初期的武昌方舱医院。历经无数风浪,这艘生命之舱正从三“不”驶向三“零”的彼岸(零感染、零死亡、零回头)。

这14名护士分每2至3人被补充编入地坛医院ICU的一个护理小组。地坛医院护理团队的护士们因为有了他们的支援,每人上满6个班可以有一次40小时的充电、修整时间。

张亚男说,改造通风系统,首先考虑的是保证医护人员、工作人员和患者的健康安全,参考传染病医院的压力梯度原则,通风系统控制的合理气流方向应该是从清洁区→半污染区→污染区流动,污染区须为负压,清洁区为正压,使污染区空气不会直排室外。

“这次要建造的方舱医院有所不同。”王健说,一方面要空间大,且在固定场所收治病人;另一方面,不同于军队方舱医院救治的大部分是创伤类病人,如今面对的是传染病病人。“坦率地说,这是一次首创,大家心里都没底。”

“既往,方舱医院主要在军队中使用。”王健说,方舱医院具备可移动、能快速投入使用抢救伤员、功能模块化等特点,能满足军队灵活机动的作战需求,但在公众面前却亮相不多,仅有的几次是在汶川地震和玉树地震等灾难救援中使用。

得到批准后,选址工作随即展开。“一是要空间开阔,能满足大量、快速、集中收治患者的需求;二是要通风良好,避开居民区且易改造。”全程参与方舱医院筹建和管理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医管中心主任王健说。

滴答滴答,时间在流逝。半小时后,施工方找到万军。“有办法了!”对策是将市政道路上的阻隔板消毒处理后移至舱内。万军指着病床间的蓝色隔板,笑着说:“就是平时马路上用的。”

就在万军、陆群等人忙于方舱建设之时,2月4日上午,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党委书记卢金星和7名同事驾驶着中国疾控中心移动P3实验室检测车,从北京日夜兼程赶赴武昌方舱医院。

听了专家们的描述,万军虽然仍懵懵懂懂,但时间不等人——指挥部给出的开舱接诊时间是2月5日。看看表,已是2月4日18时。“时间不多了。”深吸一口气,万军迈步走进洪山体育馆。

“必须用隔板!”万军态度坚决。

2月3日晚,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公告,洪山体育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武汉城市客厅三地入选,将分别改建为武昌方舱医院、江汉方舱医院以及东西湖方舱医院。由于场馆面积所限,首批三家方舱医院预计规模在4000张床位,后续将陆续建设其他方舱医院。

为加强重症护理力量,缓解地坛医院ICU人员长期作战的疲劳,北京市医管中心紧急抽调市属医院14名ICU护士加入抗疫一线,他们的支援对地坛医院来说可谓及时雨、雪中炭。

3月1日,武汉市硚口武体方舱医院34名新冠肺炎患者出院,剩余76名患者作转诊处理。此后,武体方舱医院不再接收患者,被媒体称为方舱“首休”。3月3日,湖北省副省长杨云彦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视疫情发展有序关停方舱医院。

“建造方舱医院的目的,就是集中收治大量确诊的轻症患者。”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院校长王辰说,“方舱医院并非至善之举,但在严峻的疫情防控形势下,是控制疫情的现实之举。”